重温 | 解放与压迫的迷思：伊朗女性为什么会支持伊斯兰革命？

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作者 | 李洼漩

编辑 | 三石 南风

图源 | 网络

制作 | 小鱼 charlie.

刷微博时，你很可能看到过这样的热门：

对于下面的新闻，你一定不会感到稀奇：

无论是英美学术界和主流媒体，还是国内舆论，在“伊朗女性正处于被高度压迫状态”这一结论上都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的伊朗女性，必须戴头巾、没有离婚权、要被迫接受一夫多妻制、法定结婚年龄一度下降到9岁、不可以出入男性专用的体育比赛和演出......伊朗女性的悲惨地位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1979年被推翻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巴列维向来被西方媒体和学术界誉为在伊斯兰世界推动女性权益进步的典范。巴列维时代都发生了什么呢？1936年，德黑兰大学创立，这是伊朗第一所同时接受男学生和女学生的大学；1963年，伊朗女性获得了投票和竞选国会议员的权利；1975年，伊朗政府通过了家庭保护法，确保了女性获得独立的离婚和抚养孩子的权利，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也从13岁被提高到了18岁；到了1978年，也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前夕，国会中有22位女性议员，333个女性在地方议会工作，大学生里有三分之一都是女学生，有两百万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40%以上的6岁伊朗女孩是识字的（1991年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全国还有一半的成年人口不识字）。

巴列维国王和王后

到此为止，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所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对女性极其不友好的政权。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伊朗女性都以极高的热情，参与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也就是说，巴列维王朝，这个开明自由进步平权的政权，被其最大的受益者——女性群体，群起而推翻了。

是的。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受害者形象不同，伊朗女性和伊朗女性的形象在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系列后续行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量伊朗女性被动员起来参与到伊斯兰革命中，并坚定支持神权统治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霍梅尼——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者，将伊斯兰女性的黑色罩袍（chador）誉为“革命的旗帜”。霍梅尼鼓动女性去反对前朝君主制，他成功了——成千上万的女性走上街头；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霍梅尼号召女性在全民公投中支持一个全新的伊斯兰共和政府——他又成功了，妇女们帮助巩固了神权统治；在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霍梅尼号召女性将他们的丈夫和儿子送上战场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替代男性的位置——他再次成功了。

伊斯兰教网站al-islam.org用官方叙事的颂扬语气记载了伊朗女性对伊斯兰革命的贡献，分为“妇女在鼓励男性革命的前线战斗、妇女勇敢地发出宣言，参与运动、妇女对革命的财政援助、妇女帮助阿訇完成演讲稿、妇女的军事训练”这几个类别。

1980年6月5日，革命成功后的霍梅尼大力表扬伊朗女性：“革命成功应该感激女性，男人们以走上街头的女性为榜样。女人们有时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反抗，有时则引导他们。女人是伟大的！女人象征着友爱、坚强、热情和能力。”

伊朗妇女高举霍梅尼参与革命

为什么伊朗女性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去自讨苦吃呢？吸引了如此多妇女参与其中的伊斯兰革命，到底对伊朗妇女意味着压迫还是解放呢？让我们尽量客观地看看巴列维王朝末期伊朗女性的生存状况。

在不流血的白色革命中，巴列维王朝赋予女性一系列自主权，如不带头巾的权利，离婚权，独自抚养孩子的权利，但这些“进步开明”的变革反而好心办了坏事，让相当一部分伊朗女性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基于几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影响，伊朗社会对女性的尊重是基于她贤妻良母的角色，因此离婚权对妇女来说几乎毫无意义，离婚的妇女再婚的希望十分渺茫，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她们很难在家庭外生存，无法得到社会认可，甚至连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伊朗历史上最开放自由的年代，那些不戴头巾面纱的妇女在等车或上街购物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攻击，甚至动手动脚；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1975年家庭法将女性结婚年龄提高到了18岁，仍有一半以上的伊朗妇女选择在17岁以下结婚，这不能不说是对家庭法的一种嘲讽。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确实将妇女带出了深闺，但是却以一种不计后果的方式将妇女抛入了从未遇到过的险恶环境中，使她们承受着比原来还要多的压力，并且进退两难。在什叶派人士的眼中，巴列维将原本贤妻良母的传统伊朗女性改造成了亲美反伊、抛弃传统的堕落角色，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

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伊斯兰教典范女性

霍梅尼极其准确地利用了这一构建革命合法性的历史机遇，并将女性书写入他的建国神话中。他同时拒绝西方社会和传统波斯社会的女性角色，采取了第三种选择：法蒂玛(Fatima)的角色。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和阿里的妻子，法蒂玛是伊斯兰女性的完美典范——伊朗女性应该像法蒂玛一样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为父亲和丈夫牺牲，同时又拥有高度正义感，为社会正义勇敢战斗。1979年革命中，法蒂玛女性典范形象深得人心，成为成功将伊朗女性政治化动员的重要因素。希望回归什叶派传统、多次参与革命活动被捕入狱的伊朗社会活动家Ali Shariati在伊朗社会获得了极大同情，他推崇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历史中的女性角色，强烈反对西方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并提出了法蒂玛女性典范的说法。这一切都使得无数伊朗女性走上街头，追求她们心中的法蒂玛。

“伊斯兰将女性的经济政治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伊斯兰之前的时代，女性是奴隶和附属品，”霍梅尼说。事实上，伊朗境内的女权运动大多数都拥护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如“政权女性”（Regime Women）组织认为性别平等只能在一个伊斯兰政府中得到最好的实现。“我们很自豪我们国家的女性不论老少都活跃在教育和经济领域......不论哪个国家，只要拥有像伊朗女性这样的女性，都必将获得胜利。”很多伊朗女性受到了霍梅尼这份宣言的鼓励开始主动走入社会，强制戴面纱反而打消了保守女性对离家学习或者工作的顾虑。

伊斯兰革命中人们举着Ali Shariati和霍梅尼的头像

解放和压迫是一对歧义丛生的词汇。一旦与政治因素合流，有时候，性别议题就会产生诸多歧义。